六号楼里尽朝晖——光华路旧事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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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是中国资本的萌芽期，而到了九十年代，资本开始登台表演，它们粉墨浓妆，呼风唤雨。
资本的摇滚着实可怕，它所向披靡。情况总是这样的，台上资本在摇，台下文化艺术在滚。闹得好的时候，它会滚成雪球状，越滚越大；闹得不好的时候，那就是滚蛋了。九十年代的大北窑是资本疯狂表演的舞台，也是各种资本对垒博弈的擂台。也许从这一刻起就注定了东三环中路34号院子的结局。
我们的校园是一个内向型的建筑群，其中最有条件张望外部世界的，就是编码为六号楼的学生宿舍。它一半以上的窗口都能看到国贸，能看到摩托罗拉大厦，还有长安街和东三环相交东北角的那个形状像火箭一样的高楼。但艺术学院的师生们就是这样淡定，对资本和权力的密谋浑然不觉，每一扇窗口内部都是闲情雅致，都是对时光肆意的挥霍。因此，在一个摇滚的时代，我们总以为明天会更好，其实更多的时候当下才是最好的。珍惜岁月静好的当下时光吧……
对我来说，在书写中重建光华路旧址的第一步，必定是从自己的居住所在的六号楼开始。因为那座楼是一个世界，“各国人民”共居其中；那座楼是个倒挂的社会谱系，各阶层垂直分布；那座楼也是一个异托邦，囚禁着形形色色的梦想。
即将盖新楼的中央工艺美院光华路旧址，沉睡费尽周折在中服大厦顶楼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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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的楼
在我看来，六号楼是这个院子里最精致的一处建筑，它从头到脚都用水泥和砂石弄成了灰不溜秋的颜色。和校园里那些红色清水砖附带水泥雕花的建筑的抚今怀昔相比，灰色的建筑更具有几分工业美学的革命气质。
幸运的是，最近通过同事找到了一张灰楼建设过程中的图片。这是一个南北向的板式现代建筑，它巍然屹立于校园的最南端，将一大片现代主义的阴影终日甩在局促的校园里。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以牺牲功能为代价。它的入口是冲北的，拾阶而上就进入一个小巧且精致的门厅。门厅的装修在当时绝对堪称是国际标准，地面一律用灰绿色的预制水磨石铺装，门窗洞口使用了浅木色的水曲柳门套，屋顶天花有两盏扣着磨砂玻璃的吸顶灯。进入门厅，左手边有一个传达室，向前径直再上几步台阶，就进入电梯间的过厅，过厅的右侧通向医务室的走廊。有一部容积不大的电梯供全楼几百人使用，电梯门也是灰绿色的，轿厢内的按钮则是红白两色的，像个军事发射装置上的按钮。事实上这个电梯抽疯的时候，的确会像发射中的火箭，猛然向上一蹿一蹿地行进。
在建的六号楼，杨洁萍提供
这个建筑的内部空间虽然简单，但处理得非常的细致得体，会令我想起在北京使馆区各使馆馆舍中的那种空间体验。
后来得知这个楼果然是按照留学生楼立项的，其装修的标准，显然是执行了当时国家对外交类馆舍建筑的标准，并遵循了现代主义建筑美学来进行设计。当然，这是属于中国本土现代建筑的一种典型性类型，并不像我们在建筑史中所看到的那些典范所表现得那么极致。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大师们是在创造现代主义建筑的DNA，所以追求完美和精炼。但现实中则并不需要在乎什么DNA的排列顺序，而是务实的。现实中的例子多有适当的多余和少许的残缺，如此这般，作为空间载体的它才有可能与非标准化的内容形成嘻嘻哈哈的互补、互动。它们是一对共生关系。
六号楼是一个有十层楼的高层建筑。在其所建造的年代，在东三环一带也一定称得上是一个地标性的大体量的家伙。现代建筑强调功能，决定形式，而处于寒冷地区南北向的板式建筑却有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就是南北两个方向的房间居住质量差别是巨大的。一条走廊，两分天地，南向居室整天阳光明媚，北向却终年阴冷黯淡，而我就非常不幸地一直居住在北向的603号宿舍。那时北京朝阳区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通县一间房”。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刚从东北来此读书的年轻人来说，能够和另一个同学共享一间三环边上的单身宿舍，也是心满意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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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高楼
板式建筑就是筒子楼的加高版，对外，每一个板楼都是阴阳两面维系着自身的形象；对内每一层依靠一条笔直的走廊串联着“口袋”一样的房间，每一个“口袋”里或装着古怪的精灵，或是恶魔，也有可能是雷锋。
宿舍楼的南向正对着一路之隔的光华饭店，此时的光华饭店属于三星以下的中型宾馆，设施上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价格比附近京伦、建国、国贸里的中国大饭店低了许多，因此这个宾馆生意非常好。一些小公司长期租赁客居用作办公地点，一时间也是鱼龙混杂。光华饭店内的生动景象也是美院男生们窥伺的目标，一些争奇斗艳的场景被添油加醋后疯狂地传播，一度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美院六号楼内的景观同样也是无比鲜活生动的，只是缺少了对此窥视的主体。这座楼里每一间宿舍都是同样大小，体现了现代主义绝对平均的原则。一间宿舍大约14平方米左右，可以贴墙放置三张上下铺的铁床。房间虽然不大，但是条件确实很好。每间宿舍，进门的右边均有一个双开门的壁柜，分上下两层。并且所有房间的墙面竟然都贴着竖条纹的暖灰色壁纸，木门、木门套和壁柜的门以及踢脚和挂镜线都漆成了灰色。窗户上安装的钢窗是深灰色的，纤细的窗框，让窗户显得通透了许多。这样的装修标准在当时中国的大学学生宿舍里，堪称是高标准的。
按照当时校方的规定，每一个宿舍分配三个硕士研究生同住，本科生是六人同住。单身的教师，一般也是两个人一间房，资历老一点或有点背景的可以独享一间房。
每一层楼都有卫生间和盥洗室（水房），它们并置被安排在北向的一侧。水房和厕所旁有一间清洁工用的储物间，它和水房对称在卫生间的两侧，推算一下面积应当和水房同等。这个在厕所隔壁的、计划外的宿舍，特殊情况下也有可能被个别教师长期占用。那年头，能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是一种奢望，令无数人魂牵梦萦尽折腰。
六号楼内部平面图，苏丹绘
一层
该层是学院的卫生所，能处理一些简单的外伤和头疼感冒之类的小病。但因我那一阶段连小病也从未生过，只是在每年一次的体检时会走进其中。所以对在其中工作的医务人员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唯一一位有点印象的，是吴冠中先生的次子吴乙丁。
二层
该层电梯不停，是学院招待所，供来访的专家学者或外教临时居住。有一次我站在花坛处，突然看到一张灰暗的脸从其中一扇窗口探了出来，那是环艺系外聘短期任课的稻次敏郎教授，此时的他在用长焦神情极为专注地偷拍着什么。
二层还是一个通向美食的通道，留学生餐厅设在六号楼和一号楼之间的玻璃房子里，掌勺的大厨姓陈，据说厨艺为家传。那里的饭菜质量非常高，堪比外部世界里品质上佳的餐馆。
三层 四层
此层电梯还是不停，六号楼的三层、四层是留学生居住的地方，其条件令所有人都羡慕不已，他们人均一个独立的居住单元，令其可以在其中恣意妄为。一些家庭背景比较特殊的留学生，往往还带有陪读的同学。最令中国学生羡慕的是，这些来中国像度假一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可以光明正大地带着在中国结识的异性朋友在宿舍楼里同居。而这种现象若是发生在中国的学生甚至说是青年教师身上，那都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伤风败俗的行为，并时刻面临着保卫处或者宿舍楼看门人的查访。
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留学生比例还真不低，并且均是祖宗八辈以上都是在他们的国土上生活的。有来自非洲的，如：塞内加尔、布隆迪、埃塞俄比亚等；有来自亚洲的，如：日本、朝鲜、巴基斯坦、越南、尼泊尔等；有来自东欧的，如：波兰；还有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如：厄瓜多尔的奥斯卡。众多留学生中，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有来自布隆迪的黑大个子帕斯卡尔，这家伙长得帅气，球踢得很好，后来还曾担任过布隆迪驻华大使；另一位也是来自布隆迪的留学生皮埃尔，中等身材，长得英俊，但总和附近街区的黑帮分子厮混在一起。有一次在学院北门造纸研究所的小餐厅里，听到他和一位结束漫长刑期刚出大狱的老炮曹某的一段对话：
曹说：“皮埃尔，你将来别回国了，跟着我们在北京混吧？”，
皮埃尔说：“我看你过得也挺不容易，和我去布隆迪吧！”
曹眼睛一瞪，满脸不屑地又说：“让我去你们布隆迪？热了吧唧的，去那儿干嘛！”
皮埃尔说：“布隆迪好玩儿得很，明儿我和大使打个招呼给你办签证！”
曹说：“算了吧，我在美国大使馆里还有人呢！”
布隆迪驻华大使馆大使帕斯卡尔·卡松祖挥锹种树。图片来源：《中国绿色时报》2011年4月12日
据说有一段时间，布隆迪国内发生政变，使馆不给他们发经费了，弄得皮埃尔总找同班的中国同学借钱。皮埃尔后来在街头突发疾病，死在了贵友商场附近（还有另一种传说，他死于街头殴斗），可惜！
南亚国家的留学生比较多，我们同届有一个叫赛福尔的孟加拉留学生，高我们一届的还有一位叫伊布拉罕姆的男生，是陶瓷系的硕士。这哥们儿最逗的一次是在毕业的时候，眼见设计无法完成，竟灵机一动跑到学院对面土产日杂商店，买来腌制咸菜用的陶罐若干，摆在展台上煞有介事一般企图蒙混过关；而另一位叫哈比巴的巴基斯坦女生据说学习非常刻苦，她的作品得到该专业教师们的高度评价，这种情况是留学生中少见的。
在我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由于一段时间里的特殊情况，被安置到六号楼的三层住过半年，于是有了与这些留学生朝夕相处的经历，对他们的生活也有了一些更深入的了解。由于居住的人口密度大大低于中国社会的平均水平，留学生所居住的三层和四层显得非常的空旷和安静，空气中弥漫的也是香水的轻盈气息，而非男生们浓烈的汗嗅和汗脚气味。留学生的盥洗室里还有淋浴隔间，以免让他们奋不顾身跻身于中国师生所使用的拥挤不堪的浴室里。
当时在我隔壁居住的是一位来自厄瓜多尔的留学生奥斯卡，这个个头不高的小白脸，其实不是学习工艺美术的，他从事的是现代绘画创作，他的宿舍和画室是混在一起的，没什么家具，整个一面墙都用来搁置画框，看上去很是奢侈。有一次我走进了他的房间，一边看着他挥毫创作，一边假惺惺地夸他的画面气势宏大，这厮停下手中的活计，看了我一眼后用流利的汉语跟我说：“哥们儿，现在这个不算大，我将来要画2米×4米的。”
还有两位朝鲜留学生，其中一位姜姓同学一定是某位大领导的孩子，他长得白白胖胖的，一看就是在优渥的环境里养育出来的贵子。这位留学生经常用大使馆的一辆日产的白色轿车出入校园，很是威风。另一位朴姓的留学生是他的伴读，长得瘦瘦的，态度也谦逊了很多。朴同学不光是陪读，在生活上对那位姜姓的同学也是百般的照顾，包括在外边打架和在校内一起打乒乓球。打球的时候，球技远高于姜同学的朴同学基本处于防守状态从不进攻，所以他的乒乓球技术是在姜同学暴风骤雨般的扣杀中磨练出来的。
有一次我走进了朴同学的宿舍里，看他一个人静静地盘腿席地而坐，身后挂着他们威严又慈祥的领袖金日成的画像。1992年8月24日中国和韩国建交，这引起了朝鲜方面的不满，他们的留学生也异口同声地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讨伐。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酒后坐在运动场外绿化隔离栅栏上聊到此事，大家各抒己见，但两瓶啤酒下肚后的朴同学显得很激动，和一个拄着双拐的、住地下室号称“海淀小天儿”的进修生发生激烈争执，最后愤然离去。
六层
我的宿舍分配经历比较坎坷，入学报到的时候，在安置新生的名单中我居然被总务部门给忘掉了。但看着活生生的一个人站在面前讨要居住权益，相关领导只好给我和另一位同学暂时安置到了行政楼的四层，和女生宿舍只有一墙之隔。半年后又被调整到留学生宿舍，继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1992年九月，我才搬到六号楼的六层宿舍，自此算是入了学院生活圈子的主流，并在此热火朝天地一直住到了1997年。
六层是硕士研究生和单身教工混合居住的楼层，研究生们两到三人一间，后来由于招生规模的逐渐扩大，降低了生活标准，大多改为三人一间。
由于单元空间的局促狭小，每间宿舍既要满足基本作息的要求，也要尽量腾出一定的空间做公共面积，供大家阅读、会客、画图之用。在困难的现实条件下，艺术设计专业人员都成了合理利用空间的高手，房间里的每一寸都得到了充分地利用。一般来说，每个房间会摆放两张上下铺的铁床，三个铺位住人，一个铺位放置行李和书籍。有一个公用的方钢焊成的书架也被漆成灰色，它多被放置于贴近窗口的地方。衣物会叠起来，收敛在灰色的壁柜里，电饭锅、电炉之类的违禁物品都被藏在床下的空当里，再用垂下来的床单遮挡住。
由于学院食堂伙食不佳，许多人都在偷偷摸摸地使用电炉做饭。尽管宿舍楼的管理条例里是严禁使用电器烹饪的，但到了饭点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煎炒烹炸又是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由于身份的模糊性，六层成了留学生和本科生宿舍的中间地带，一个动静相宜之地。当时工艺美院的研究生数量极少，我们的身份也是模糊的，不知到底算教师还是学生。对于这个问题，宿舍管理员也是心存疑虑，于是大多时候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房间里都准备了煲汤和焖饭用的电饭锅，煎鸡蛋和小炒用的小型平底锅，熬粥用的小铝锅，傍晚的时候，都最大程度地发挥着它们的功效。同时擅于在艰苦条件下烹饪者人才辈出，到了晚餐时分，小小的六层楼竟然飘香四溢，令人垂涎欲滴。
同届的工业系研究生曲延瑞是使用电炉烹饪的高手，这位老哥是我们那一届年龄最长者，是连考四年才入学的老油子。老曲山东青岛人，自出生以来一直没亏过嘴，因此嘴刁，嘴刁手就勤快，每晚都会忙活一小桌饭菜。老曲贪杯，每晚必喝，且酒量不大，三两过后话就多了起来。除了陈芝麻烂谷子反复讲述，就是山东快书“武松打虎”，或是天津快板“刘少奇访问印尼”。四两喝完，老哥就会正坐着闭目睡去。但是由于老曲和我一样都属于小眼睛，所以在乱哄哄的酒局上，一般也不会被大家察觉；半斤以上，老哥就会神志不清倒头便睡，有一次中午他就自斟自饮，然后睡去。但是人歇息了电炉却没关，上边有一锅羊肉炖活鱼一直在沸腾着。直到鲜美的汤汁全部熬干了，他还在酣睡。于是肥美的羊肉逐渐碳化并转化为一股股异常浓厚的白烟，仿佛被宰杀的生灵不屈的灵魂化成的鬼怪。这白烟徐徐上升并慢慢自上而下堆积倒逼熟睡中的主人，时间一分一分过去，屋内的云层一寸一寸下沉，而此刻的老曲鼻息如雷，神情安详地静候着危险的逼近。平日里看起来狭小的宿舍此时仿佛一个浓缩的自然，云层、大地，中间是一个仰面朝天的身躯和呼吸均匀的面庞。绝对是一幅超现实主义风格的景象，蔚然壮观。眼见这云层距老曲鼻孔一乍的距离时，房门猛然被推开，同宿舍的室友回来了……
同学在宿舍午睡，杨爱民拍摄
筒子楼里的故事多就是因为直筒状的公共空间形态，它既是一个交通又是一个公共关系的媒介。筒子楼直线状的空间形式，使得发生在其中的任何事情都会得到迅速地传播，比如某个房门从傍晚开始一直紧闭，那就有可能是在偷偷看毛片儿，某房门虚掩着，又传出女性银铃般的笑声，这说明来客人了，且关系正常，纯属社交活动……
六层的走廊是东西向的，东头的那扇窗下是光华路中学教学楼的西出口。俯视下去，这所中学的校园景观尽收眼底，大多时候从那个平顶的四层教学楼传来的朗朗读书声，都是美院学生经久不息的噩梦。课间、那些尚挣扎在高考死亡线上的中学生们恢复了少许的活力，不仅有撒欢的、运动的，还有霸凌的……；平视前方，能看到远处热电厂里体量巨大的厂房轮廓和那尊高耸入云的烟囱；走廊的西头是两扇紧闭的门，它通向一个屋顶平台，那是一个用于晾晒招待所床单、被褥的地方，每当那两扇门打开时，阳光、新风就会扑面而来，那些在阳光下飘舞的床单会令人形成一种在海滩的错觉。
六号楼走廊
从屋内望向晾满衣物的屋顶平台
因为集体性居住的缘故，大多时候作为学生宿舍的房门都是开放的，隐私实在无法安放。而作为教师宿舍的那些门大多紧闭着，因为这是从集体中剥离出去的私生活，必须时刻保卫，方能阻止集体生活的逆袭。即使开放也会挂一面半截高的布帘。晚饭之后到熄灯这一时段，是走廊最活跃的时候。酒足饭饱的人们开始走出来在走廊里讨论、闲聊、吹牛。研究生的宿舍都是彻底开放的，出入自由，加之没有家庭生活的约束，所以总是会很晚才熄灯。但是教师们的则不然，尤其结婚生子后的更是如此。这些人和大家的交流多在家门口，蹲在那块悬挂着的门帘下。
九十年代工作节奏相比今天还是要慢许多，围棋、象棋、跳棋、麻将是生活中少不了的娱乐项目。六楼走廊的棋局也是风景，住户们在昏暗的走廊里下棋是为了不影响家人或他人。下围棋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一盘棋动辄一两个小时，但在围棋的对局中想找到般配的对手是很不易的事情。六楼的围棋高手杨运生是工业系师资班的，来自湖南益阳，水平大概是业余四段。老杨下棋在美院找不到对手，但我喜欢和他死缠烂打。我俩个下棋的时候他会让我五个子或是两个子另加两把飞刀（连走两步叫飞刀）。他对我进行“屠杀”的时候喜欢念叨一句《秋菊打官司》中的台词，“犯有故意杀人罪”，然后发出幸灾乐祸的笑声。
和围棋相比，象棋的好勇斗狠来得直接、过瘾，如短兵相接一样肉搏，颇受大家青睐。下象棋的时候双方的嘴也不会闲着，相互贫着、斗着，甘拜下风的状态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研究生同学中，喜欢象棋的比较多，棋逢对手的也比较多，因此战况激烈，屡屡上演好戏。有一次两位争强好胜的同学相遇，二人在昏暗的走廊里蹲在一名新婚不久的青年教师许正龙家门口鏖战，往来五六十回合，互有胜负。这场对弈杀得昏天黑地，从头天傍晚开始直到东方既白。那房间的主人第二天一大早要坐9路车去北京站乘车出差，天刚蒙蒙亮，闹钟响起，老许急忙收拾行李出门，可打开门后看着门口蹲着的两位，他凌乱了，以为还是昨天夜里，是闹钟出了问题，于是尴尬地笑了一下，返回屋内继续睡去。
和象棋相比，军旗更是简单粗暴。基本上是靠运气，瞎猫碰死耗子的事儿是常态。军旗在围棋、象棋的角逐中扮演了一种为弱者寻求心理平衡的角色。因为围棋和象棋是依靠实力的，双方一经交手高判立下，没有什么悬念。军旗则不然，弱者也有一半左右赢的希望，因此六楼师生们在一顿象棋搏杀之后，往往会再来一盘军棋，如餐后甜品。但即使是这种安抚人心的游戏，到了爱较真的人们手里，也会演变成一场冲突的导火索。老W和小C就是这样的人，两人遇到一起好戏就开始了。一次二人在小C的宿舍里对垒，另一位年长的装饰绘画专业的研究生L在一旁裁判，小C在屡次碰壁之后开始怀疑L偏袒老W。当他再一次试探性进攻受挫之后，直接把那个被吃掉的团长狠狠掼到地上，怒气冲冲地指着二人质疑道：“你们在联袂作假吧？”老W认为这个质疑是对自己人品的诋毁，立马硬邦邦地回应道：“你个鸟人怎么这么说话！”，二人你一言我一句，语气逐渐升高，话语内容火药味渐浓，终于离开桌面，动手撕扯了起来。最后在闻听吵闹纷纷出来劝架的众人百般劝说下，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却仍然愤愤不平地继续相互放着狠话。自这盘没下完的棋之后，两位同窗竟老死不相往来，算是绝断了情义。
六层筒子楼是一个偶尔也会有些风波的小社会，管理员之间、同学之间、室友之间都会有一些温暖或摩擦，但总体上还是发生在人和人之间的，多年后回想起这些往事伴随着快乐和惆怅。但人和蟑螂之间的争斗就没有那么多客套了，作为原住民的人类对这些入侵者毫不手软，以斩尽杀绝为后快。
从1993年开始，学院突然出现了大量的蟑螂，有传言说这是那些东南亚留学生带来的，逐渐泛滥成灾。校园里的蟑螂灾害以学生宿舍为重，壁柜是它们的老巢，抽屉、行李箱是它们的驿站，密密麻麻到处都是。人们的零食、残羹冷炙、空酒瓶或易拉罐中的遗留液体都是它们的营养供给，所有的孔洞、缝隙都是它们的栖息之地。这些鬼头鬼脑行动迅捷的家伙不断攻城掠寨，成为空间的二号主人，它们百折不挠地与老主人展开了领地的争夺。
蟑螂不光令人厌恶，有时还会偷袭人类。一次半夜，隔壁房间传来一阵骚动。原来熟睡中的92级研究生吴诗中左耳朵里钻入了一只成年蟑螂。这家伙的六只爪子和两条须子在老吴的耳膜上制造出雷鸣般的响动，令他大为惊骇。同宿舍的室友想尽了一切办法想诱惑逼迫这鬼东西出来，可是蟑螂天生不会倒着爬行，受到惊吓之后反而更手忙脚乱在老吴耳朵眼里一顿鼓捣。无奈之下老吴只好打车去了朝阳医院急诊，值班医生用一把细长的镊子将这个困在“死胡同”里的混蛋夹了出来，随后被折腾了一宿的老吴将其一脚踩个稀烂，并用湖北话大骂道：“个板马的看你还么样搞！”
师生们和蟑螂的战争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使用了各种阴损的招数来对付它们，比如下药、火攻、水淹等等，都无济于事。我的娱乐方式是用气枪打蟑螂，在和它们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我发现蟑螂的狡诈是有空间局限性的，别看它小脑袋上的那两只灵敏的须子摆来摆去，但超出一定距离之后它对将至的危险就会毫无察觉。于是我就在四五米开外用一支短把气枪偷袭它们，铅弹所到之处自然是血肉横飞，然后就是一阵惊恐和茫然，不知所措。一度很多同学都跑到我宿舍里来享受气枪打蟑螂的快感。
七、八、九、十层
六号楼最上面的四层住的是全院最闹腾的男生们，这是一群经历最充沛，荷尔蒙爆棚的主儿。生理上的无敌是他们产生破坏力和创造力的基础，因此被抬举到城市高空中的男生宿舍就成了这一片区域里的一个蜂鸣器。它和城市交通轮流地执掌着公共空间里的响动，制造着嗡嗡嗡嗡的噪音。
男生宿舍摆六张床，但住五个人，空出一张床放置行李。集体生活是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一切不良的生活习惯、想象力出格的黄段子，都会被扶正成为主流文化。七、八、九、十这四层宿舍是放荡的天堂，夏日里，一丝不挂的男生大摇大摆在水房冲凉、串门、在走廊不紧不慢的电话裸聊；夜晚裸睡者也不在少数，酣睡一夜之后早已四仰八叉四处跑光，对此早晨搞清洁的大妈也是熟视无睹，出出入入竟相安无事。1991年刚入学不久，因老同学来访我曾在本科生宿舍借宿一晚，那一晚一位来自温州的学生给我讲了整整一晚黄段子，不过不得不承认，在美院流传的黄段子的确生动、幽默，画面感很强，有个别的还会配上令人脑洞大开的漫画。
在这样的群体里，喜欢独处和思考的个体会比较倒霉，他们经常成为这个玩世不恭的群体挑弄的对象。1992年我再一次到本科宿舍借宿，那次遇到一位喜欢安静和阅读的学生吴某。他喜欢和我谈当代艺术，也谈传统文化。和其他追逐流行音乐的同学不同的是他喜欢听古典音乐，尤其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胡桃夹子》等，这可是和当时的宿舍楼氛围有点格格不入的。每当他开始在宿舍播放这些典雅的曲子时，同年级的一些不怀好意的家伙就会凑上来故作好奇地问道：
“保长啊，你听的这是拾柴火斯基的音乐吧！”
该同学不屑道：“我去，是柴可夫斯基！”
捣乱者又说：“你一定是记错啦，就是拾柴火斯基！”
直到把那位同学气得关掉录音机摔门而去，留下几个坏笑着的男生。
那个年代，摇滚乐是年轻群体中政治正确的东西，那种狂放、激烈感是他们的精神写照，因此每逢夜幕降临，许多宿舍的录音机都会放这样的音乐。九十年代，中国本土的摇滚乐队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方面的歌手更是层出不穷。“唐朝乐队”、“黑豹乐队”、“指南针乐队”、“白天使乐队”、“苍蝇乐队”……歌手有窦唯、郑钧、丁武、何勇、张楚、谢天笑等。学院里的摇滚青年也有几位，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有环艺系90级的梁军等，从河南来北京追逐摇滚乐的热血青年沉睡，那一阵也长期借住在中央工艺美院的男生宿舍中。学生们在九十年代初喜欢听《无地自容》、《Don’t Break My Heart》、《姐姐》等摇滚乐歌曲，其中许多男生都想模仿张楚的歌喉来唱《姐姐》，但多是上气不接下气败下阵来。我留校任教后教过的一茬学生中，曾有一个刘姓学生因做摇滚而放弃了学业，我当时挺佩服这个敢于追求自己梦想的年轻人。多年之后在798碰到他，问到他的近况，他腼腆地笑着对我说已经放弃了摇滚。其实对他这样的年轻人而言，摇滚乐只是青春飞扬时的翅膀，青春一旦逝去，翅膀也就随之萎缩成身体正常的一部分了。
放荡不羁的年轻人住在高处，有诸多的危险，失意的时候他们会声嘶力竭地呐喊，癫狂的时候他们会高空抛物，比如在音乐的蛊惑下，或是看命悬一线国足比赛的过程中。让快乐漫天飞翔，并点燃它们，把怨气抛出去，让无法安放的情绪变成一连串爆裂的脆响！个别时候高处坠落的不仅有啤酒瓶、铁桶等物品，还会有撕碎的情书、打了差评的作业，偶尔也会有燃烧的扫帚、拖把，甚至还有软绵绵的身体。一次一位特能折腾的装潢系男生“老鱼”，饭后威仪不肃地坐在八楼走廊西向的窗口上，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空气和美妙的音乐，慢慢的，他从疯狂的嘶吼和手舞足蹈渐渐进入平静的凝视和冥想状态，最后身体一个后仰从窗口慢慢地坠落了下去。几个小时后他恢复了知觉，发现自己掉落在六层的屋顶之上，四下里一片寂静……
高层建筑的功能是垂直分布的，一般来说它的人流控制是从下向上依次减少，即越靠下使用人数越多，越往上使用人数越少。这样可以避免垂直交通上的拥堵，设备运行能量上的损耗，还有结构设计上的经济等。这是现代设计原则性的立场。但一直令我疑惑的是，这种关系在我们的六号楼却完全颠倒过来了。六号楼的纵向格局是这样的：一楼为学校卫生所，二楼是学校招待所，三楼四楼是留学生宿舍，五楼是青年教师宿舍，六楼是青年教师宿舍和硕士研究生混居，七楼以上是本科男生宿舍。各楼层使用的人数呈倒三角状，资源的分配是严重失衡的。这样安排的结果是每日里那部可怜的电梯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因此它会不定期地出现各种问题。住在这个楼里的师生，几乎都有过被困其中的尴尬遭遇。
学院对楼层如此奇特的安排还造成了一个由静到动，由自由到监禁的自下而上的系统。这种反常性设计也必然会形成非同凡响的存在，以至于这个被积聚能量充盈的高层建筑，像昂起的眼镜蛇的蛇头，它向南眺望，畅想着大北京的未来；它又如同一个直立着的头重脚轻的铁锤，不时地会发生摇摆敲击着围合它的铜墙铁壁，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它还像一个悬在空中的社会，每一次折腾出的巨大动静都是青春之歌中的一个又一个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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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萍、沉睡、刘人岛、杨爱民提供的照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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